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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文工团那些难忘的岁月
贺 晔
1970 年对于忻州文工团来说可是个不寻常的年份，经过一段不寻常的，原来文工团的很多老同志已经改行的改行,调走的调走,留下的老同志虽然都是精华,但已经没有几个。团里开始大量的招兵买马,我就是那次机会幸运的被招进来的，成了一名专业的文艺工作者。要知道那时的文艺团体社会地位很高,搞文艺那可是个人人羡慕的职业,我自然是高兴极了,那时文工团新来的力量主要是：山西大学艺术系分配来的，省戏校分配来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些本地的插队知青和北京来的插队知青的社会招工,后来还从忻县师专文艺班分配来的一批学生。
来了文工团后，我这个由县里来的人才发现我赶上了好机会。来之前我也参加过许多社会上的业余文化活动,来了后才让我见识了什么是专业文艺团体(当然和国家级的还是不能比),至少是和我以前想象的大不一样了。
经过前一段的整顿合并后，我发现文工团可以说集中了一大批文艺上的精英人才，就是今天的地市一级专业团体也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从文化结构上大学本科生占了很大的比例，很多人都是艺术院校毕业来的。我们的团长梁占峰老师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和著名音乐家施光南是同学校友，施光南还为我们团写过歌曲。本人就唱过施光南写的男女二重唱《收青稞》，还有中国舞剧院的著名导演郑宝荣，由苏联乌兰诺姓为我国培养的首批芭蕾舞演员袁春，省歌舞团的歌剧导演侯铮,更不用说团里还请了省歌舞团我省的舞蹈家樊志君和岳丽娟当我们的舞蹈教练，还有山大艺术系分配来的高才生张志道、李娟、史玲玲,史玲玲是当时我省唯一一个学古筝的人,还有著名的二胡演奏家李登峰,舞美队的宋化江。还有陈献瑞，那可是给人民大会堂和军事博物馆搞过美术设计的,创作室的郝丛楼,那可是咱们忻州市最有名的琴棋书画杂家,唱念做打样样拿手。更不用说那帮北京知青,好多都是拜过中国的名师的，比如高珑是叶佩英的学生，王海潮向沈湘学过唱歌。再加上文工团原来的那些在省内外乃至全国都有名气的老演员,在这些人的影响和带动下,我们这些小地方来的人,你不学也得学,不会也能会。我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才明白了什么叫搞专业,什么叫搞艺术。事实上在这批精英的影响下我学会了不少东西,我是个唱歌演员,过去唱歌都是瞎唱，就是从梁占峰团长这儿才开始懂得学声乐学发声，从而走上了这个正规的路子。那时候梁老师不管独唱合唱都要从发声状态到表演和我们反复练习,严格要求,一丝不苟。那时团里还要排练许多小戏、大型歌剧,大型话剧,每次排练导演都要求演员熟读剧本，分析剧本，写出人物自传，角色的性格分析,也是那时候我们才知道,排戏还要做这么多的前期工作,才知道还有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切都是那么认真那么正规。
在对待演出上,团里也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一个乐句,一句台词,一个动作,一遍遍地反复来,弄得哭鼻子流眼泪的大有人在,等你哭完了再来,直到满意为止。排练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到最后的音乐合成,灯光合成,连排彩排更是通宵的干,搬布景上下场撤换那都掐着秒表算。一步不到位也不行,反复重来。那时忻州最好的剧场是人民大礼堂，冬天没有暖气，只烧两个铁炉子,寒夜里冻得人们直打哆嗦,但是大家毫无怨言,为了艺术的完美,那就和打仗一样。每次演出前领导都要给大家做动员，演出结束后，不许洗脸卸妆，先开会总结演出中的问题，以防下次再犯。我团的董建平同志曾获过一个大奖叫司幕奖，很多人不相信，其实这是真的。这恰恰说明团里在艺术上的认真追求，一场好演出是需要各个部门的全面配合才行,包括拉大幕。拉大幕看似简单,但它是整个艺术创作的一部分，它的快慢缓急必须附合剧情的整个氛围才行。当年文工团在艺术创作上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那些年在艺术上追求完美是全体文工团人的事，一个人演出中出了错大家都会善意地提出来。我们好多人是县里来的,演歌剧话剧需要说普通话,尽管我们努力了但也有不准的地方。我们乐队的吴强等知青同志会一个一个地记下来，下来告诉你并帮助你纠正发音。比如还有孙镜泉同志在业余时间会和你一起研究乐理方面的知识，帮你提高音乐素质。那些年为了保证演出效果，提高演出质量，每次下乡都要带几卡车的服装、道具、音响灯光,光箱子就有百十个。全团同志不分男女,不分年龄大小,也不管你是不是名演员,装车卸车人人干活,爬梁上柱个个出力。我本人是负责网子景的,记得有一次光网子景就装了九道,现在的人恐怕连什么是网子景都不知道。灯光一挂也是 100多个。为了保证演出质量，舞美队的干尚志、阎眉中一晚上睡在天幕区的水泥地上换片子,正是这么多的灯光布景在舞台上营造了一个个不同的环境和气氛，让演员一上台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更好地塑造了人物形像,提高了演出水平。不像现在的舞台，只有一种效果，那就是五光十色眼花缭乱。在团里这种浓厚的艺术氛围的熏陶下，年轻人们掀起一股提高业务水平和提高个人素质的浪潮，那些年一到业余时间，你会看到许多年轻演员抱着一本本的名著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好多人开始学习外语，那时没有录音机就靠收音机学,到后来董建平的日语学得还很有点意思。为了提高大家的专业水平,团里不断组织外出学习，梁占峰团长和袁春老师利用他们的关系，每年都带领舞蹈队的同志去北京、天津学习,移植节目。梁团长和李恩江团长还带领歌唱演员去山西大学艺术系找我省著名声乐教授孟亨泉、张小弋老师为我们做辅导。为了提高我们的业务素质，团里还用送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派刘铁铸去天津音乐学院学习,派我和王海湖、许月英去中国音乐学院进修,派何式昱去北京工艺美术院进修，派高建国去北京学习导演。1983 年的时候，又请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王福增来团为全体演员进行培训，从而使我团的业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还有好多苦练业务的事情是让人至今难以忘记的，乐队的吴铮、方厚永、曲秉诗、刘铁铸,他们都是吹管乐的,练得嘴都破了,流血流浓还一直练,直到再长好。拉二胡的刘继如,吹长号的吴强,吹笙的冯海云更是乐器从来不离身,不管去哪,回家探亲,什么都可以不带,乐器不带不行,只要有空,随时就练,每天早上4 到 5 点钟就被他们练乐器的声音叫醒了,晚上大家都睡了还得被他们的练习的声音吵醒。再后来又增加了个人不离琴、琴不离身的闫立斌。那时舞蹈队的同志们劲头也很大,早上比谁起得早,四五点钟就偷偷地钻进排练室,晚上十一二点还不睡觉。更加上那时候正在学习样板戏跳芭蕾舞剧《草原儿女》《沂蒙颂》，为了立足尖，女同志压脚背，连吃饭学习开会都是跪着，快成了日本女人了。睡觉的时候把腿靠在墙上练旁腿，膝盖上压上枕头练开胯。为了立足尖，樊春花、吕彩云、陈丽萍、斛彩平等女同志,她们练得脚趾甲掉了,再练得长出新的来。这些事情让今天的人们听来可能根本不相信,说你这纯粹是编故事呢,可这却是毫不夸张的事实。那些年我们演出也是很辛苦的，下乡演出经常是坐着大卡车出发，尤其是每年从国庆到春节期间的慰问解放军演出。由于毛主席要准备打仗，忻州地区住的部队很多,天天倒台，风雨无阻也忙不过来。那段时间是最冷的季节，迎着寒风坐在卡车顶上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记得那次从保德转场到岢岚演出，出发时保德天气很暖和,大家穿得很单薄,谁知半路上就下起了大雪,等到了演出地,好多人都冻僵了,有的同志都是被人从车上架下来的。尽管这样,大家稍微缓了缓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还有难忘的五台门限石演出，零下 30 多度，真冷啊！由于演出条件艰苦,吃饭都在院子里,菜一会就冻住了,更要命的是没有热水,演员卸妆用的都是带冰碴的水,那时画的可是油彩妆啊!最难以让人忘怀的是在驻忻某部的一次演出。那时候不管走到哪里很少有舞台，更没有剧场，都是临时搭的露天台子,寒风嗖嗖的往里吹。开演不久就下起了鹅毛大雪，不一会广场上的战士就变成了一个个雪人，但是战士们任凭风雪再大,一个个纹丝不动地观看演出,让我们非常震撼。正好我们舞蹈节目是《我们爱打乒乓球》,为了保证演出效果,我们的演员崔建平、何石柱、樊春花、侯小春、周青云、段卓丽等毫不犹豫穿着短裙和背心迎着寒风就上了场,演出非常成功，台下掌声雷动。部队首长早早等在台边上脱下自己的军大衣披在演员身上,那真是军民鱼水情,台下台上热泪盈眶,激动万分。那时候冒着雨雪演出都是经常碰到的事，住库房睡舞台也是经常的事。记得那年在繁峙演出,倒是住招待所,演出完刚躺下不久,就觉得身上奇痒,一摸一个臭虫,过一会一摸又一个臭虫,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一个家有一半的人抱着被子逃到剧场观众席的二楼才睡了一觉。第二天回去一看，剩下的人捉了一晚上臭虫,地上放的三个脸盆的水里,密密麻麻的漂着一层臭虫。还有一次在神池义井演出，正好是八月十五,村里给我们每人都发了月饼,演出回来一看,月饼没了。我们静静地坐在床上,一会就看到一只老鼠在地上溜达,一看院子里也到处跑着老鼠,奇怪这些老鼠竟然不怕人,毫无疑问月饼全让它们吃了。有的人把月饼挂在墙上也让吃了。我到现在也奇怪,它们是怎么上去的,专业技术水平真是高哇！胆战心惊地和耗子作了一晚上的伴。在太原义井演出，女同志住库房,里面还堆着东西,每个人只能自己开辟一块地方打开行李睡,也是耗子经常出来偷看她们,男同志全部睡舞台,装台的尘土还没有散,我们的王军书记就第一个带头睡在了舞台上,领导带了头大家有劲头,大家都是毫无怨言,为了完成演出任务,为了保证演出质量,别说是条件艰苦一点算不了什么,有时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记得在太原东安剧场演出时一道网子景的吊杆卡住了，董建平为了拉吊杆,上面配重的铁砖砸下来,幸亏偏了一点,只是砸昏了,再多一厘米他就“光荣”了。在海校演出时,滕和华为了保证演出质量,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挂了一个侧角灯光，他本人从剧场顶上摔下来,也差点牺牲。我本人比较胆小,第一次爬梁吓得直哆嗦,几年下来在几层楼高的剧场顶上梁上没有任何防护设备也如走平地。文工团真是锻炼人，那时的人一心想的就是提高业务水平演好戏。
也正是由于文工团的艺术氛围，每个人为艺术吃苦耐劳的精神使我们团出了许多享誉全国的名人。回想起来尽管那时很苦很累，但那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今天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文工团人,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港、在澳的文工团人,无论是回了北京、太原的文工团人,还是留在忻州的文工团人,无论是继续从事文艺事业的文工团人，还是改行干了其他工作的文工团人，都深深地感到在文工团的那些年,确实在艺术上提高了自己,在意志上磨练了自己,使自己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终身受益。直到今天留在忻州的文工团人，仍然是忻州市所有重大文化活动的精英和主要力量。
来源：忻州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