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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潢（1727—1783），字守原，号纬纒，黎川中田（江西新城）人。国子监监生，分发山西。先后任霍州、浑源知州，摄政平定州、绛州知州。庚寅年（1770）再擢直隶忻州知州。诰授奉政大夫。
公从小气质出众，因不习惯家中烦琐事务，遂随岳父游历京城，留居北京琉璃厂。琉璃厂江西古玩商人居多，便与古字画、古董、玉石结下了不解之缘。渐善鉴别古字画、玉石，稍有积累，转为书商而身游士大夫间。与同乡陈守诚、铅山蒋士铨（文学家戏剧家）等名士交为知己。后经朋友保荐，捐授山西知州职务。
公山西居官十余年，理政辨性明决，公廉明察，政绩突出，清廉自守，敢于担当,有主见不曲意逢迎，善政尤著。对山西、忻州社会的贡献及感人事迹至今被传为美谈。
主政浑源时，一个习武之人醉酒后毁坏乡里的寺庙，乡里人把它绑起来告到公堂。公对此颇感疑惑，说：一人喝醉后怎能毁坏寺庙呢？用冷水泼面使他酒醒，问事情原委。武生低头承认详细地说了情况：自己并不是故意破坏，只是喝醉后不自知，显示一下自己的力气。公不信，让人用大砖垒起一人高的砖墙，武生用一根指头猛力一戳，砖墙从上到下出现了深深的裂痕。公感叹：这不仅是能拆屋毁庙，神力啊。为什么要酗酒逞能呢。向他讲明道理放他回去，此武生终生为有德行善之人。
主政忻州时，有一户人家公公杀死了儿媳及孙女，儿子为不扬家丑，谎称自己杀死了妻女。公对此很怀疑，审讯得知奸谋，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了公公抵命。忻州人对他敬若神明，有人还据此敷衍成小说戏剧来传颂。
公元1778年，公欲辞官归乡奉老，嘉庆帝之师---山西布政使朱文正再三挽留不能，问公：你去，谁可继任；某县令以白银八千乞求推荐；公拒绝。而推荐某州牧，理由是“其人贫而性镇静，且次不可越也。”。巡抚采纳公建议。
公要离开忻州归乡，百姓在以前为他修建的生祠前，备美酒佳肴，焚香跪在路左为他送行。与公话别的人绵延不断，依依不舍。人们又为他集资六千两白银作为回乡路费。公爽快地收下，当即将四千两作为他创立的秀容书院的运行经费，将一千两作他修建的节孝祠的祭祀费，又将一千两交养济院救助孤寡穷人（节孝祠与养济院具体缘由、位置、规模已无考）。
礼部左侍郎陈用光来山西多次，知道他事务烦多，体貌渐瘦，政绩却斐然。理政多能审理疑奇案。坏人不敢有想，隐遁或逃离。忻州历三年，地方事务渐条理，案件文书事就明显减少，社会风气明显改善，百姓安居乐业。举贤重品、重能、清廉、无私欲。其廉政、淡利、明理、世事洞明如此者稀也。赞公建树如此之大，令我们这些儒生汗颜。忻州绅士念其功绩为其立生祠。题公像所谓“九龙岗上起重馆”云云。
公理家以色养亲，扶危济困。在外宦游时，家族祭祀、田地财产，都让他侄子鲁九皋仕骥（清江西桐城派江右文学代表，人尊称为山木先生，山西夏县知县）代为打理。又为鲁佐文公家族首倡义仓，扶助贫弱。这些事在《山木居士文集》等书信中都有详细记述。回乡后，效仿汉代“万石君”扩充义仓并特别提出“收合宗族，今日惟有义田一举耳”的倡议，这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观点，并鼎力促成了鲁陈两大氏族义仓义田的共理。公兄弟四人，他把俸禄都给兄弟们置为产业。剩余的都用于周济抚恤穷苦人。回乡后侍奉父亲鲁尚几年。公以善教化乡亲族人，以和颜悦色侍奉父母，人们都把他作为榜样效法。宗族乡里凡有事来请公决处断的，一句话没有不敬服的。五十五岁时卒于家中。
公在忻州最大的且至今使忻州人受益近250年的政绩，就是创建秀容书院。他是忻州书院的缔造者，是教育资源规模整合、质量提升的集大成者，书院的建立对忻州教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04年忻州历史上有名的绅士学者、画家邢尔昌绘制的《秀容文昌祠并学堂全图》
乾隆时期,清政府为了吸引人才,强化基业,改变了书院政策上时而鼓励时而抑制的摇摆态度,大力鼓励各地兴建书院,对经费困难的地方实行国家资助。并行文规定可以招聘地方上享有名望、品学兼优者担任师长,提高其薪资待遇。于是各府、州、县闻风而动,全国各地迎来了书院发展的高潮。
山西北部的忻州，幅员辽阔,自明代起就是省北大郡，民户殷繁，家有盖藏，人丰囊橐，是讴吟弦诵之声不绝于耳的晋商重镇,文化气氛浓厚。但直到乾隆四十年还没有一所州属书院,是全省10个直隶州中唯一一个没有书院的直隶州。
儒学与书院作为学校都有让人读书明理、传承知识的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儒学是官学，书院以前一般是私学。儒学的教席都是官员身份或有功名的人，即儒学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各级学政官员。而书院一般是硕学大儒任山长或聘请硕学大儒讲学。儒学是培养科举人才的学校，书院也培养科举人才，但主要是创立学派，研究学术的学校。儒学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国子监，下面是各府州县儒学；国子监管不了书院。儒学的学生称生员，生员指国学及州、县学规定的学生，有名额限制。书院没有名额限制，只有学舍的限制。
庚寅年（1770）年公到忻州担任知州。认为书院至今阙如，是知州的失职, 对此深以为憾 。1772年始，历三年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完成。自此始，忻州的书院成为州学。
创立书院百姓乐于接受，如久旱盼甘霖。一般而言，百姓乐于享受成果，但谋划起步甚难。对于公创办书院的这个想法，忻州绅士出于种种原因开始并不热心，但他决心已定。为表明决心，造成声势,先在文昌祠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考试,从忻州所属各县中选拔英才,延请名师讲学,全部费用则用自己的官俸承担。目的就是让州中百姓、绅士知道创办书院，事在必行,势难中止。不久,他又召集忻州知名的绅商在文庙明伦堂开会,开诚布公,说明兴建书院乃是造福桑梓的大好事,劝他们主动捐资兴办书院。到会的绅商当即拥护,踊跃认捐。又派出几位有识之士分头到各乡劝募助学,共募得捐款四千余两， 解决了建造、开办经费这个最大的困难。
州治西南最高处九龙冈源头（原名九原冈，现秀容书院），自后晋天福年间，到明代弘治年间一直是忻州儒学(也称州学)的所在地,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是堪舆学家眼中的风水宝地。但已经破败凋敝，儒学已搬回城内，且规模较小，不能满足书院的需要。公最终还是选定了这里的文昌祠旁建立书院。
在文昌祠附近择地修建书院,也是明清时期一些书院的通常做法,认为这样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其文风汇聚的地利,而且邻近学宫,便于监督管理和考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