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定襄遗山寺

乙未年秋，我再次走近了遗山寺。

只要看到遗山寺的任意一个地方，清新的感觉就袭上心头。漫步其间，一种怅然若失则一次又一次抓住了我。多年来，无论我在哪里，都以为它们始终那样存在着。哪怕我一步都不登临，它们也好好地在那里，那石头墙，那石头台阶，那石阶两旁石板铺成的斜坡——小孩们滑坡坡，磨破裤子也毫不在乎，照样滑得兴高采烈。那些散发着强烈古旧气息的房屋、门窗，那个摆过乒乓球台案的小空院……实际上并非如此，它们说没就没了。过去的建筑已然不再，代之以一派新貌的庙宇廊房。除了少数石阶，杂陈的乱石，几乎看不到原先的痕迹了。

它本来是座寺庙，后来做了学校，做了课堂。从三年级读到七年级，从10岁到16岁，我在这里读了七年书。然后离开，到县城上了高中。它被称作遗山寺，又叫神山古刹，依山就势建筑在定襄神山村东北方向的一座土山上，是闻名方圆的定襄古八景之一。它由二郎堂院、上寺、下寺、奶母庙等组成，地势自西往东逐渐高起来。其中，西侧的二郎堂院是一个正方形大院，建有二郎殿三间，坐北朝南，是唐朝形制。殿前建有二郎堂。这个二郎堂院便是后来学校办公室、师生宿舍所在的区域。遥想当年，文人学士纷纷慕名前来观赏遗山景观，吟诗作赋，为后人留下了大量文墨古迹。唐代宋文友，宋代惠勤、米芾，金代孙九鼎、元好问、赵元，元代郝经、郝天挺、赵风，明代安嘉士、王立爱、傅山，清代王时炯、钟一诚、张世禄，等等，数不胜数。尤为著名的是金元时大诗人、大文学家、大史学家元好问，不但年幼时在定襄外祖父家居住，青年时还在神山留月轩读书，经常与大诗人赵元、著名诗人田紫芝等相聚遗山……在战火等变故中，寺庙不幸遭临厄运，二郎堂院的二郎殿被拆除，其余尚保留原建筑。上寺除留下建于清朝乾隆二十三年的魁星砖塔外，其余均被拆光。下寺原建筑已荡然无存。世事难料，如今，二郎堂院已修复竣工，上寺的大殿也已建成。我读书时作为教室的所在区域楼院则正在紧锣密鼓建设。工程负责人说，修复建设工程会逐步进行。当然，彻底复原是不可能的……我就意识到，神山古刹的回归，既有朴素的人文思想，也有佛学层面上的意味。其中内蕴，耐人咀嚼。

二郎堂前那堵石头墙，那些散发着深重悠远气息的石头，它们层层叠叠，垒砌在一起，构成了那堵墙。墙上面是学校最核心的地方——办公室。在小学生眼里，办公室不是个随随便便进出的地方。对老师的崇敬延伸到了对老师所在区域的崇敬。这所集纳了气场和光环的所在高高地建在石头墙上。你走在街上窄窄的小巷子，一抬头，就能看到这堵墙。石头上苔藓幽绿，水渍斑驳，浸淫着岁月的沧桑。石头墙上面的办公室显得特别高大，威严。阳光照在那些石头上，呈现出让人炫目的质地。如果是白天，你信步走来，就会看到，石块大小不一，层层砌筑，被阳光覆盖着，光怪陆离，显得不怎么真实。

我在二郎堂院里踟蹰漫步。阶石确乎是苍老了，剥蚀的痕迹十分明显。坑坑洼洼、粗糙不平的表面，依然亲切，蓄满了往日的时光。二郎堂院东侧的那个小院里，曾经是学校的粪肥堆积处。同学们把各自拾来的粪肥倒在固定的点上，每个班分开倒。有同学站那儿拿个本子统计……二郎殿后面，曾经是学校的兔棚。每个班的同学轮流割草喂兔子，有的班不会喂，没几天兔子就所剩不多了，就到养兔子养得好的班里取经。

一进校门，左手坐北向南有几间小房子。其中一间是校图书室，正是通过这里，我源源不断地借阅了大量长篇小说，从而奠定了自己对文学最初的热爱与自觉追求。

最初几年，是我这个少年独自在校园里踽踽，然后就热闹起来。吃饭时候，位于二郎堂院西南角的伙房里简直闹翻了天。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这个孤僻的人，也融入了老师子弟们的阵营。每天晚饭后，老师们去办公，我们便齐齐聚到伙房，做饭的老王是个会说笑话的人，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要不就轮流讲故事。轮到我，就讲《大刀记》，讲“瓦尔特”，讲得大家听直了眼。那是我的开心时刻。哪怕我忘记了，张冠李戴，七拼八凑，也没关系，一切随心，听的就是个乐呵。大家都安安静静的，眼睛那么明亮。老王吧嗒吧嗒抽着自卷的小兰花，也听得入神。

每人掮一只凳子，顺着青砖甬道向西，走出校门，往南拐，沿着窄窄的曲曲弯弯的巷子一直走出去，到电影场子里看电影。看完电影，再顺原路返回。一旦走在窄窄的巷子里，就知道回来了，安适的感觉漾满心里。从来没感觉过，我们是日日跟一座曾经的寺庙相伴。遗山寺，它以一个慈祥的长者形象，陪伴了我们天真无邪的少年时光。

临离开，竟有些依依不舍的意思。我俯身，抚摩那台阶，那石头，眷恋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