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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的戏剧，以北路梆子为主。抗战前大约十年左右，中路梆子也逐渐流入，但没有北路梆子普遍。河北梆子（京梆子）平时没有，间忽有些纸烟公司，拿它来做广告，在忻州临时短期演出，演完即去。在“民国”初年，时有晋北“道情”，以后再未见到。
戏剧的组织形式，一般以“班”为单位，领戏的人叫做“班主”，多是地方上的“草莽英雄”。这些人耍刀子、拼命，满不在乎。领戏的，多有不会唱戏，但也有例外，如五月鲜、十二红（五月鲜名叫刘明山、十二红叫刘宝山，他们是同胞弟兄，忻口人）的中路梆子戏，就是自领自唱，十三旦（名叫占鳌）后来也是既领又唱，其余多是由“班主”领戏。忻州有名的“班主”有米宝全（忻州北关人，和弓富魁——国民军师长、崞县人，辛亥革命时的风云人物——是结义弟兄）、赵四虎（东楼村人，是“十大野鬼”赵贵根的四儿）等。在封建社会的艺人，既被人们鄙视，又受“班主”的剥削压榨，特别是女性艺人（旧社会叫“坤角”）还得受一些“官员”、“财主”、有钱有势的人们的戏弄欺污。艺人们都在层层压迫之下，挣扎生存。忻州在“民国”初年，才开始有了女艺人，以后逐渐增多。
当时忻州的戏剧行当，一般都从农历正月“开箱”演出（当时正月间一定要在城里明月楼唱一台“开集戏”），到冬季十月间“封箱”散班。有的戏角（忻州当时把名角叫做“师家”）在这个期间，传徒弟，当时叫做“打戏”，教戏的方法，着重在“打”,徒弟们边挨打边学。一般经过三个月的学戏,第二年春季就能登台，以后边演边学，多少人经过这样的历程成为名角。在习惯上，冬季散班以后，多住在定襄南关小店，重新酝酿组织下一年的戏班。
在当时多数较大村庄，都有各自的会期，都要唱戏，一般演三天三夜，第三天夜戏一完，必须匆匆忙忙，连夜转移，要赶上下一个地方的白天演出，三天转移一次，两头都不能耽误。一些名角如金兰红、十三旦等，都养有私马可乘，女角随戏箱坐车，大部分人步行。以后有了自行车，要方便一些，但多数人都得步行。
农村当时演出，着重在唱，只要有个好嗓子，而且调门花哨，就能吸引观众，其他表演技术及剧情内容，不大苛求。比如十六红（也叫羔儿红，还有人叫石榴红，太谷人，以后定居定襄南乡）嗓子嘹亮，调门也多，初听不怎么，越唱越有劲，尤其在夜深人静时，远处听来，更为悦耳，如唱法门寺眉坞县一段，最为拿手。但他的“身段”、“表演”并不出色。十八红演“伍子胥出樊城”（忻州人叫“走鞭”）非常有名（这个人只有一个耳朵，另一个被人割掉，听说因为抢戏角被人暗害。他演戏用的胡须，是特制的。一边挂在耳朵上，一边插在耳朵窟窿里）。金兰红是五台人，排架顶好，唱得也不错。十二红唱中路戏,个子不够高，穿的靴底，要特别加厚，但是他五官端正，尤其他的高鼻梁、大眼睛，非常符合舞台艺术的要求，唱做俱佳，特別是演唱“打金枝”中的唐代宗，“游龟山”中的江夏县，活灵活现,非常出色。此外，当时还有个女须生叫做玉梅红，女扮男妆，别有一番风趣（以后嫁给定襄人李卓安做小老婆）。旦角先后有十三旦、三德旦、买卖旦（商人改行），玉毛、玉石根子、焦小旦,五月鲜、六月鲜等。十三旦在“民国”初年，红极一时，擅长表情，如“少华山”、“杀狗劝妻”等剧最为出色。当时忻州人常说，忻州赚钱最多的人，头一个是彭赞璜（当时忻县县长），第二个是十三旦。其所以能取得高工资，也证明他演技的精湛了。
买卖旦的“女斩子”演得最出色，当时忻州人有句谚语说：“买卖旦的女斩子，再不能了”等褒奖词语。五月鲜个子高，他为了补救这个缺点，演出时总是轻微弯腰，做戏庄重细致，唱腔也很好。水上漂也是五台人，以台步轻漂著名，唱得平常。女旦角福鱼，演出较早，她和女须生玉梅同时露面，腔调委婉，亲切动人。花女子擅长武打，花女子唱得好，调门宽广，曾与十六红同班演唱，吸取腔法不少。此外还有小电灯、小电花、小电鱼等，其中以小电灯较有成就，唱、做都较好。
丑角有大嘴丑、蛤蟆丑、六六丑（又叫苗庄丑）、二广金等，其中以六六丑较有风趣，能随机应变，把现场情况，编入戏词，现编热卖，敏捷自然。我记得1929年元旦（阴历年），当时为了在民间提倡阳历，设法扩大影响，特别在阳历元旦，在忻州城内“财神庙”（旧商会）会演一次（正在散班时间，特地拼凑邀请），六六丑演唱白草山（也叫大钉缸),他临时把阴阳历矛盾情况编成戏词唱出来：“过的大年月亮明，八月中秋黑洞洞”,一时博得观众欢腾。二广金较早一些，也以滑稽著称，比如他唱“花子拾金”，戏词不必固定，可以自由编造，他竟然把“家住忻州东楼村，取名叫做二广金”，也插进戏词，逗得观众欢笑不已。二广金不是单纯的丑角，还可以兼演其他配角，戏剧行中称呼这种角色为“捞饭盆子”。其余丑角，多属于低级趣味，只会出洋相、逗笑而已，谈不到什么幽默和风趣。
在忻州常演的剧目，有南天门（走雪山）、三娘教子、鞭打芦花、杀狗劝妻、牧羊卷、庆顶珠（打渔杀家）、打金枝、宋江杀楼、翠屏山、少华山、白草山、瓦岗寨、宁武关、牧牛（小放牛)、乾坤带(斩秦英）、捉放曹、空城计、游龟山、汾河湾、化金钗、采桑、明公断（铡美案）、取成都、六郎斩子、辕门射戟、杀子报、天河配、三上轿、回龙阁、大登殿等，多系远古历史剧。有关西游记的戏不大演，今古奇观的戏有时还演，如卖油郎及杜十娘等。我记得演过清代有关太平天国的戏叫铁公鸡，内容有诬蔑太平军的色彩，当时很少有人注意,这个戏是武打戏,人们欣赏武打的热闹。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的戏，也很少，我记得二十年代，有一次在关帝庙看过“海潮珠”，是有关崔子弑其君的故事，以后再未看到此类的戏。
舞台秩序，尤其农村，一般都不好。古式戏台，场面不宽大，两侧再圈站多少人（一般都是些未成年的大孩子），既阻挡两边观众视线，又妨害舞台动作，也显得杂乱无章，很不雅观。
但这种习俗，一直存在多年。还有，戏角们有的人也不够严肃,往往在演戏过程中无次数的喝水,使用一个拳头大小的小茶壶,“跑龙套”的给送到嘴边，戏角举起一双“水袖”略加遮掩，泰然而喝，一出戏要喝许多次。这个毛病多发生在唱红、唱旦的方面。我到过其他外地看戏，还未曾发现这种情况，特别是京剧的舞台，极为严肃，绝无此种散乱现象。
当时唱戏的人们，非常迷信，在后台都要供俸神位，据说是唐明皇，大家对之毕恭毕敬，以神圣祝之。特别是在演关公戏之前，焚香点烛，不论前场后台，全体人员跪拜祷告一番，好象表示；“我们扮演，出于无奈，请老人家不要怪罪”之意。我曾经看见十二红也双膝跪地，虔诚叩头，嘴里还哼哼叽叽，十分可笑。扮演关公的角色（十二红常扮演关公），自出场至下场，一直闭着眼睛不敢睁开，据说关公一睁眼，就要发生凶杀案件，所以必须闭眼瞎唱。
在开演之先，先打一通锣鼓家伙，习惯上叫做“打通”（读痛）。打通以后，如果现场观众不多，还不正式开戏，只出来一个粗略化装而又不重要的戏角，坐在舞台当中的椅子上，半天“道白”一句，这叫做“蹲台的”，至于他说的什么，根本不引人注意，大致有关“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类闲话。观众最讨厌“蹲台的”，恨盼不得他早点下场，好正式开戏。但往往不能拟人们的意愿为转移，一直到后台准备工作就绪，现场观众达到“饱和程度，才由“承事”（戏班班主之下管事的人）小声暗示后，“蹲台的”才起身下场，正式开戏。
对于有重修庙宇,粉刷神像以后的第一台戏(叫“开光戏”)头一折，由一个粗略化装的戏角，一手拿刀，一-手提一只活公鸡,舞跳几下以后,用刀把鸡头剁下,将鸡血在台上台下乱摔一阵，据说可以逢凶化吉。
有些有钱有势的人，在娶亲、过寿时也要唱戏，这种“堂会”戏在忻州很少，我记得解原村芦麟甫（曾任傅作义部师长，后任绥远清河县县长，在住所死于非命）给他儿子娶亲时，就唱过一台戏，忻州叫做“摆堂戏”。
如果正在唱戏当中，有当“官”的到场，照例必须停止正戏，先给“官”们演“跳加官”——也是一个粗略化装的戏角，带着长胡子，手里拿着写有“官高一品”、“天官赐福”等类的布质，两头有画轴的条辐，乱跳一阵，预祝这些“官”们升官发财，官运亨通。他们当然要坐下来看戏（较大村庄都搭有临时看台，或舞台下面正中摆设桌椅板凳），这时戏班里派一个戏角(多是女角）穿着戏装由舞台下来，手拿“戏折”（剧目）到“官”们面前，鞠躬行礼，请“官”点戏后，加演几折短戏，当然还要赏钱,然后在戏台上当众大声吆喝“某某长官赏钱×元”。据说这笔钱并不是他掏腰包，而是由村镇公所暗中垫付，最后还是转嫁给老百姓负担。这些“官”们既分文未花，反倒落个赏钱的名声，真是“无本万利”，无怪乎他们点戏非常慷慨。
唱戏的冬天不能穿得太厚，夏天必须蟒袍玉带、凤冠霞帔、鸟纱帽、长统靴一应俱全的装扮起来，往往汗流满面，也不敢乱擦，只能用毛巾轻微托一托，冬天唱武打戏，还得脱成光膀子。为了职业需要，为了生活，这些人可谓吃尽辛苦了。
“戏箱”(包括穿戴、道具、乐器等)一般为“班主”所有。有时也互相租赁，多年陈旧装备,多不完整。名角都有自己的“行头”(穿戴),比较考究,穿戴起来,大小合身,当然美观整齐,如金兰红、十六红、五月鲜、十二红等，各人都有各自的私有“行头”。
后台规矩很多，内行都知道。比如“衣箱”人人都可以坐,“头戴箱”只有唱丑的能坐，其他任何人不能坐。据说当年唐明皇在皇富演戏，是当任丑角，所以丑角一直仗着千百年唐明皇的余威，可以高人一等，不受坐位拘束。
演戏的灯光，在旧社会非常糟糕，一般都用青油灯，几盏灯正好吊挂在舞台正面，刚好挡生观众视线，以后改用汽灯，比较好一些。多数村庄，夜戏以后，还要“跌跤”，也用青油灯照.亮。忻州为“跌跤”的发祥地，人们对“跌跤”有高度的爱好，并不因灯光暗淡而影啊“跌跤”的兴头。
每一班戏，都带有烧开水的大锡铁水火壶，大概是通过合同方式，临时性质的互相协作，除包干供应舞台饮用及化装洗脸外，还向观众卖开水，同时也解决了观众的饮水问题。当时忻州人把这种水火壶，叫做“白公鸡”。
约定戏班唱戏，要互订合同，写明时间、戏价。所以，忻州人把约定戏帮唱戏叫做“写戏”。
忻州在被日寇占领期间，丁果仙曾随丈夫任秀峰回忻州令归避难。丁果仙嗓音宏亮，腔调优美，做戏认真，咬字清晰，装谁像谁，神态飘洒自如，真不愧为“晋剧泰斗”。
戏剧而外，解放前，忻州的曲艺，极不发达。这个行业，多年来自生自灭，无人过问，一直瘫痪，停止不前。说书一行,每年在冬季农闲时期，也有些说书的沿村演唱，获得微末报酬,多系双目失明，不能干其他活路，只有从事说书，借以弥补生活之不足。较早时期，有个人们叫做“瞎芦”的说书人，大鼓三弦，弹得很好，说书内容也浅显易懂，很受听众欢迎。在城里，常有外地人临时短期说书，如城隍庙、八座门等处常见，但皆随来随去。现在我要记述的，是个业余艺人，名叫郭六，城里人，他并不指作艺吃饭，据我所知，他是个鞋匠。在二十年代，我曾见他在东街路南大德兴鞋铺，参加制鞋作业。每年正月十五，城里举办灯节，规模较大，各色玩艺如狮子、龙灯、高跷、社伙样样俱全，但出色的是郭六的“灯官”。所谓“灯官”，在我想它是集中象征庞大灯节的代表，故意做作出拥有无限权威，（其实没有）装腔做势，发号司令，做出各种可笑姿态。他头戴清朝凉帽。身穿前后补服，骑坐在缠有麻袋的一根木杠上，两人抬着。起身时还要喊一声：“给老爷打轿”。这种“轿”，叫做“独龙杠”，抬杠的人，故意摇晃，七扭八歪。但他很会掌握重心，有意做出各种惊险姿态，也掉不下来，大街小巷都要游转。
他演唱的形式，多种多样，又象单口相声，又加上快板、顺口溜之类，有时还讲一些滑稽故事。在他的“独龙杠”后边，跟着大伙人群，争先恐后地看他表演。各种玩艺，都必须到衙门口献技。“灯官”前边有一个人敲着一个破锣，为他“鸣锣开道”，大大方方把“灯官”抬至衙门口，他还怪声怪气地喊道：“灯官老爷驾到”！这时，衙门里的男男女女，都聚集于大堂口，欣赏各项玩艺，注意力集中在“灯官”名下。郭六好像有意利用机会，大开玩笑。当时正在提倡妇女放足，当地政府设有专人，专门巡回查禁缠足，督促放足。郭六趁此也要“查足”，把女眷们的足，都要一一查看（当时要公开看女人们的足，是很不寻常的事），引得人们哄堂大笑。
他自编一段说唱，叫“人之初借钱”。他把《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把里边一些历史人物和古代事迹，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前后打乱，结合实际生活，颠倒编排，加以穿凿附会。大意谓“人之初”，聊倒穷困，向窦燕山借钱，赖帐不还，经过打官司等过程。也是对剥削制度的讽刺，它的形式新颖，别开生面，可以雅俗共赏，适合大众口味。可惜时代不同。如果“人之初借钱”搁在现在，加以润泽修改，也许可能成为曲艺著作。这个人不图财，平时也常被人邀请作义务演出，完全出于个人爱好，因而值得一提。
